电影《狂人交响曲》:资本、仇恨、音乐、语言与乌托邦

在昨晚看2020年上映的、由以色列导演德罗尔·扎哈维执导的电影《狂人交响曲》(Crescendo)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让我在情感上如此起伏的电影了。《狂人交响曲》讲的故事很简单——在21世纪,有个有钱的组织出资希望组建一个包含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交响乐团并举行一场意在倡导中东和平的公开演出,但这个组织对交响乐团事宜具体负责人却选择了一位父母都是纳粹医生的德国音乐家作为交响乐团的指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交响乐团的甄选筹备工作还是中间的排练过程都困难重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悬殊的贫富差距让乐手们的演奏水平参差不齐,犹太青年和巴勒斯坦青年之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让他们彼此极端憎恨对方,乐团指挥的纳粹背景也在整个乐团去欧洲排练之后引起了当地极端主义组织的注意并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乐团里的一个巴勒斯坦男孩和一个犹太女孩相爱了,两个人打算私奔去巴黎,但没想到在路上,男孩在慌乱和误会之中被该组织的车撞死,备受期待与瞩目的巴以青年和平演奏会不得不被终止,而当双方青年在机场隔着玻璃候机时,他们看到了关于那个巴勒斯坦青年之死的新闻报道,于是他们又操起了乐器,在候机大厅为死去的同伴举行了一场临时音乐会。

最开始看这部电影或者说甚至都看到电影的三分之二处时,我其实对这部电影所表现的内容是抗拒的——不是因为它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以及巴以青年的对比展现不够真实,而是这种展现实在太过刻意。我曾经在以色列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深知特拉维夫的繁华以及巴勒斯坦和约旦的凋敝,但电影最开始通过无缝对比的形式展现以色列青年演奏家条件之优越和巴勒斯坦青年演奏家条件之简陋实在太过刻意直白,艺术性不强;而后来当乐团整个迁往意大利之后,指挥设计的各种意在让巴以青年了解对方、相互融合的活动还是给人一种刻意直白感——巴以冲突由来已久,无论哪一方都都能在对方那里找到国恨家仇,而大部分仇恨却又都来自西方强国——而这种国恨家仇、你死我活的恨是搞一场音乐会就能化解的吗?显然不是,但是电影直到三分之二处时还在向观众们展现一种乌托邦般的美好:在远离冲突之地、甚至可以说是远离尘世的意大利山区里,一位见识超群又饱经沧桑的白发智者(即指挥)带着一群自愿摒除偏见仇恨又才华横溢的青年演奏家在如画美景当中为了人类的和平与未来,一边进行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有友谊、有爱情更有相互之间的理解,一边排练着优美舒缓、象征着人类智慧结晶的古典音乐。这是多么美好的场景啊,美好得近乎刻意、近乎不在人世间。

当时我一边看一边想,如果这破片子以巴以青年成功举行一场和平音乐会结束——因为这在现实生活中显然不太可能,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贫困与富庶、战争与鲜血、泪水与冲突绝不可能在几场类似于团建的活动中被消弭,何况团建的主要负责人还是造成这一切悲剧的纳粹之后代——我将在豆瓣上给这片子毫不留情地打出高达两星的评价。

但谢天谢地,这部电影的结局让人猝不及防——犹太女孩和巴勒斯坦男孩相爱,但阴错阳差被女孩的父母知道,女孩强势的父母联系了他们在欧洲的亲属来把女孩带走,为了和男孩在一起,他们打算私奔去巴黎,结果,在路上,男孩被欧洲极端分子的车误撞而亡,和平音乐会因为男孩的猝然而逝而戛然而止,所有的美好都好像肥皂泡一样一旦离开了那个支撑着它的吸管、它就在空气中消散不见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玻璃脆。看到结尾处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前面近乎刻意的对比与美好的用意都在于凸显最后那个巴勒斯坦男孩死之重量——前面所有的美好都是为打出他猝然离世这一拳而积蓄的力量。那个叫奥玛尔的巴勒斯坦男孩本是约旦河西岸古城里的婚礼乐手的儿子,因为从小就和父亲一起参加各种婚礼并在其中演奏单簧管,逐渐爱上了这门乐器同时也乍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不仅他家乡人喜欢听他的演奏,在他被选入乐团之后,乐团指挥也愿意帮助他申请德国的音乐学校深造。就是这样一个本应有者美好前景的阿拉伯男孩却因为种种政治历史原因不能和他深爱的犹太女孩在青春年少这样好的光景里、在意大利山区这样清新优美的环境里谈上一场荡气回肠的恋爱,却要在21世纪的欧洲国家里、在一场为了自由恋爱而私奔的过程中死于车祸。与先前父母对他的爱与期待、以及青年演奏家一起生活在大观园一样的古堡里对比,他的死不仅因为其猝不及防而显得异常沉重、让观众窒息,而且凸显了在大屠杀之后的巴以冲突这一极难解决的历史政治问题面前,所谓的号召和平、沟通理解、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以及造成这一切恶果的纳粹分子及其后代的忏悔都显得如此脆弱——在这个世界上,当涉及到真正的利益时,所有的美好都不过是蒙在桌子上的灰,一吹即逝。

电影的最后,犹太女孩还是被柏林来的叔叔带走了,和平演奏会被取消,而那个最初的发起者——她在电影中并不是一个主要人物,但却受了某基金会的委托去发起并负责这样一个号召和平的活动——也黯然离场,说她要去苏丹管理当地的瘟疫预防工作。巴以双方的年轻演奏家在机场抱着自己的乐器等待飞机,但也许因为其护照的原因(以色列人有护照而巴勒斯坦人则是难民,不知道他们出国需要什么手续),他们在候机的时候被隔在透明的玻璃墙两侧。他们彼此都能看到对方,但却生生被这一堵玻璃墙所隔开,而且回去之后大概此生都不会再相见。当电视新闻里播放了因为奥玛尔的死而取消和平音乐会的新闻时,最初在乐团里最爱闹事的犹太提琴手抱着自己的提琴,敲了敲玻璃墙,让巴勒斯坦的小伙伴们和他一起,为死去的同伴最后演奏一首曲子。这个场景是动人的,但也是令人心碎的,同时,它也表明,纵然乌托邦般的生活是短暂的,巴以问题这个人类历史上的顽疾也并不是说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被解决,但至少人心情感是相通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为没有举行音乐会而感到失落,同时也都为伙伴的离去感到伤心,在这个层面,虽然他们之间隔着无法穿越的透明玻璃墙——就像在中东混居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样,他们都能看得到对方,但始终还是有分歧与间隔——但他们的情感却依然是相通的,可以跨过历史政治,通往彼此的心灵,就像音乐可以跨越玻璃墙被彼此听到一样。

虽然电影里着重展现的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和欧洲人三方,但其实隐藏在这三方之后的还应该有第四方——即通过出资来操控这次活动的第四方,即资本的一方。在电影里,巴勒斯坦人之间讲的是阿拉伯语(我在其中听到了从前住在以色列时熟悉的那几个阿拉伯语单词)、犹太人之间讲的是希伯来语(这种语言我十分熟悉)、指挥和出资方代表讲的是德语(也能听懂一些),但当他们坐在一起时,他们说的是英语,而且出资方好像也是美国人(此处存疑)。而出资方的目的就是要组织这样一个活动来促进巴以青年交流、增进八一之间的和平。然而,虽然资本希望操控政治,但最终还是因为奥玛尔的死而失败了,而奥玛尔的死看似是意外,但实则依然和政治历史挂钩——撞死他的不是别人,而是在意大利的狂热分子,他们白天袭击了纳粹的后代乐团指挥。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虽然资本遍布全球,但面对复杂的历史政治问题,无论是陶冶人心灵性情的艺术(音乐)还是神通广大的资本都是没有用的,历史政治问题就是这样令人无奈的存在。

历史政治问题不仅是人类社会的顽疾,而且还是循环往复地出现,而这种循环往复在电影里也有展现。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非中东地区陷入爱情这个主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而是早在这部电影上映以前,以色列女作家多利特·拉宾彦(Dorit Rabinyan)就在她的小说《所有的河流》(All the Rivers,此书暂时没有汉译)中讲述了犹太女作家和巴勒斯坦画家在纽约陷入爱河的故事,而且,巧合的是,当二人一起回到中东,这位巴勒斯坦画家去特拉维夫看望这位犹太作家,但却在地中海里游泳时、和奥玛尔一样出了意外被淹死了。这是多么绝望的结局,预示着在巴以冲突的大环境当中,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之恋其实是一条完全行不通的死路。同时,在电影里,巴勒斯坦人也讲了他祖父的故事——当以色列军队占领约旦河西岸时,他们把当地的阿拉伯人都赶了出来,当时的祖父还是个少年,少年的母亲把家里的钥匙给了他,让他留好,因为他们终有一天还是会回来的——当然,他们再也没回去。而这个“流散中的钥匙”情节其实在犹太历史上也出现过。1492年西班牙国王下令驱逐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犹太人,无数赛法迪犹太人再次背井离乡、踏上了流浪之路,而他们很多人也都保存了自己家的钥匙,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这片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有些家庭代代相传,一直传到21世纪。这是历史之痛,是历史循环之痛,而在这彻骨疼痛的基础上,所有的美好曼妙都如镜中花水中月一样,当风刮起时,一切都荡然无存,只留利益世界的冷酷,管他青春年少,管他天资过人,管他乐声悠扬、悱恻缠绵。

  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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